李宝金，黄龙祥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100700）

摘要：为寻找金元针灸医家窦汉卿针灸理论产生的因素，笔者通过医学史和科技哲学的学习，对窦汉卿生平、其针灸理论和文化背景进行探索及梳理，发现程朱理学是窦汉卿主要的理学来源，窦汉卿通过程朱理学的学习与践行不仅对其人性精神、道德修养与政治才能进行充实、丰富与提高，使其成为金元之际理学大儒之一，也对他的医德、医术和针灸医学理论进行了塑造与锤炼。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继承、发展和体用，为窦汉卿解读针灸经典、总结师传经验进而形成其针灸理论体系，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哲学思想指导和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的范本。窦汉卿以针灸医学为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之一道，故可在针灸实践与理论中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与高度。

关键词：窦汉卿；针灸理论；儒家；程朱理学  

      16年前我始学针灸时的较大困惑是，临床针刺治疗取穴一般会比针灸教材和典籍中多一些，针刺手法的临床运用却较少。这些差异促使我对金元针灸医家窦汉卿生平及其针灸学术思想源流进行初步的梳理和考辨[1]，由此对取穴精少、手法细致的窦氏针灸理论有了初步认识。此后我在临床中运用交经八穴、透穴法和针刺手法等窦氏理论近十年，使我对其实用性与有效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什么他的针灸文本被同时代及后世医家广泛引用并注释？当他面对内难铜人等针灸经典理论时，他是如何解读的？他是如何在透刺法的基础上发展出透穴法的？他是如何将他的老师们及他自己的临床经验建构成为针灸理论的？

       这些问题大致可从一纵一横两个维度去寻找答案。纵向维度即两千余年的中国针灸学术发展史，黄龙祥老师在《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中的相关研究[2]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答案。横向维度即对窦汉卿的针灸文本和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在黄龙祥老师的指导下，我进行了医学史和科技哲学的学习，以便从横向维度进行探索。意大利医史学家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认为医学进步和文明进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3]序5，在他看来，医学史不仅是技术成就史，还是艺术与精神追求史，不只是事实的历史，也是人物和观念的历史[3]前言1。人的观念和精神追求推动了医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成就，文明进化促进了医学进步。因此，要研究某位医家的医学技术和理论及其产生过程和因素，有必要将医家本人的观念、精神追求和医家所在时代的文明状况纳入到研究范围中。以科技哲学的视角来看，美国当代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技术至今也没有脱离更大的文化整体[4]500。吴国盛认为技术不是单纯的自然事件，首先是一种人类行为[5]129，科学不只是一些方法上的、技巧性的东西，它是一种文化，既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自然，也深入人性[6]11，科学是依赖于文化的，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科学[5]140。也就是说，技术与科学背后是人类文化的支撑，就医学技术与理论而言，在进行东方的中国古代医学理论研究时，有必要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也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来。

       因此，要回答前面我提出的问题，要揭示窦汉卿针灸理论形成发展的因素和过程，有必要将窦汉卿其人生平、其针灸理论和他的文化背景，放在一起梳理挖掘。这个研究结构大致可以图1示例。

1  窦汉卿其人生平

       窦汉卿于金章宗完颜璟明昌七年（公元1196年）生于广平肥乡(今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初名杰，字汉卿，卒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年），寿至85岁。窦氏“幼好学，善读儒书”，他的叔叔欲“令习吏事”，窦氏认为此“趋近利而弃远图，非计也”，故“不肯就”。19岁被元兵俘后逃脱，因家破母亡向南渡过黄河“依母党吴氏居三年”，遇到清流河（今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南坞乡附近）医者王翁，始学方脉之术以医为业。约36岁时遇山人宋子华，初得《交经八穴》本。次年河南被元兵攻破，窦氏“又丧其家，由陈走蔡”，在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地区辖县汝南县）师从李浩学得铜人针法及四十三穴。后“又走德安”，在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市）遇到孝感县令谢宪子，伊洛程张义理之学得以精切。

       窦氏41岁“北归隐于大名”，往来大名（今邯郸市大名县）与苏门百泉（今河南省新乡市辉县）间，与姚枢、许衡等探讨义理之学。窦氏在此十余年间，经术教学与医疗活动齐行，“时乡好学者来问经书，疾病者来求医药，率者欣然应答，人无贫富贵贱视之如一，针石所加、医药所施，病辄痊安，而未尝有一毫责报之心”，许衡之弟许衎即在此期间跟随窦氏学习针术[7]。后窦氏复得“交经八穴”于铜台碑字王氏家。

       窦氏54岁左右被忽必烈召见，由此开始其政治生活。窦氏57岁时在曲你河见忽必烈之母，教习忽必烈之子真金学习《尚书》《孝经》。窦氏58岁时与罗天益“随驾瓜忽都田地里住冬”，罗天益“视见《流注指要赋》及《补泻法》，用之多效”。窦氏先后向忽必烈推荐姚枢、许衡、史天泽等贤能之才，面斥王文统之学术不正。窦氏66岁为翰林侍讲学士，71岁与商挺、姚枢、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以进”，75岁与张文谦“请立国子学”，80岁“与王磐等请分置翰林院”。窦氏八十寿辰时“公卿皆往贺，帝闻之，拱手曰：此辈贤者，安得请于上帝，减去数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怅然者久之。”窦汉卿于元至元十七年“加昭文馆大学士，卒年八十五。讣闻，帝深为嗟悼，厚加赗赐，皇太子亦赙以钞二千贯，命有司护送归葬肥乡。后累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故后世常以窦太师或窦文正公尊称窦汉卿，详细年表可参看《窦汉卿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源流考辨》[1]。

2  窦汉卿针灸理论

       窦汉卿具有丰富的针灸临床经验，所作《针经标幽赋》、《流注通玄指要赋》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深入浅出地论述了针灸基本理论、刺法、腧穴主治、取穴、针刺禁忌等内容，取穴精少、易学易记、简洁实用，被诸多医家转载注解。如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杜思敬《济生拔粹》、明代徐凤《针灸大全》、杨继洲《针灸大成》、吴崑《针方六集》和清代李学川《针灸逢源》等，亦被收入现代针灸学教材中，对元以后乃至今日的针灸学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窦氏针灸文集《针经指南》中记载的交经八穴，是窦氏对其师承及其本人经验的总结，不但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且揭示了上下肢对应部位腧穴具有共同主治规律，其有别于经典理论的特性，对思考不同经脉理论的解释对象、适用范围，腧穴特异性及其经脉关系等问题颇具启发意义[8-9]。《窦太师针经》是现存唯一一部金元时期系统反映腧穴名称、部位、主治、针灸法内容的针灸腧穴专书，在该书中腧穴主治病症与针灸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鲜活的临床气息，也对经外奇穴做了系统梳理，其中的大部分依然是现代临床常用效穴[10]411。

       窦氏在继承《内经》《难经》刺法及阎明广、何若愚刺法的基础上，作“真言补泻手法”专论针刺法，包括虚实补泻法、生成数法、迎随补泻法、《内经》补泻法等，创立寒热补泻法，“手指补泻法”详细描述、系统总结了十四种基本针刺技法，是明清复式针刺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对后世复式针刺手法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在窦氏针灸文集《玉龙经》中，刺血法和透穴法也是窦氏较为突出的针灸理论特色。

       窦氏针灸方专书《盘石金直刺秘传》每一类方前多有总论，简述该病的病因、分类、预后及治疗原则等，强调虚实辨证，在首次辨证选穴而未愈的情况下给出更换穴位备选方案[10]411-415。另一部《针灸集成》针穴处方继承发展了宋代标准针方格式，由单穴方发展为多穴方，多采用局部与远端取穴相结合，运用经络辨证进行病案分析，开始形成远端循经取穴风格。此二书与《窦太师针经》共同体现了窦氏针灸腧穴、刺灸法、配穴处方一体相承的临床特色，皆是制定针灸腧穴主治国家标准和《中华针灸穴典》的重要文献依据和源头文献之一，对现今腧穴主治理论研究和针灸临床诊疗规范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10]411-415。

3  窦汉卿文化背景

       窦汉卿的文化背景，前人论述最多的是其儒者身份。最为明显者，当是他57岁时被忽必烈的母亲问及“汝为何等人?”，窦汉卿直以“孔夫子门弟子”对答，可见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首先是一位儒者。

       窦汉卿自幼善读儒书，自19岁开始学习方脉之术后其义理之学益得所养日进高明，38岁与孝感县令谢宪子讲习，伊洛程张义理之学更加精切。他41岁之后与姚枢、许衡讲习理学教授经术，在窦汉卿神道碑与列传中并未明确记载此时期的理学内容。从姚许等人史料可知，大儒赵复与窦氏同时北上，姚枢因此得到赵复手中的朱熹理学之书《四书章句集注》等文本，于百泉潜心研学并与许窦共同讲论，可推知窦汉卿得以学习朱熹之理学文本。在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十许衡学案中，对此有明确记载，“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可见窦汉卿在大名、苏门的十余年间主要研习程朱理学，故窦氏理学来源应主要包括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的理学著作。陈高华先生[11]曾提出窦氏经术应是程朱理学之说，认为窦默是理学进入元代朝廷并成为官学的开端者，是理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可见，窦氏文化背景主要以程朱理学为主。

       窦汉卿曾教习《尚书》《孝经》，参编《五经要语》，可知窦氏对儒家经典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可惜《五经要语》的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窦汉卿列传在《元史》中与姚枢、许衡并列一处，在《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全元文》中虽无窦氏理学文本内容，但窦氏仍为后世公认的金元之际理学重要儒者之一。

通过对《张载集》《二程集》《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等程朱理学文本的学习，结合窦氏生平活动进行分析，可以知道，窦汉卿天性善良聪敏，这种善良的天性将他导向了儒家理学的学习，拒绝为官吏而嗜学中医针灸，敏于求师。窦氏的理学和医术，使他受到忽必烈召纳。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信、未发之中、已发之中等性情道德命题的探讨阐发，既塑造了窦汉卿平易温和的性格“为人乐易…温然儒者也”，也使他坚守为人及学术之正气，“至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人谓汲黯无以过之”。程朱理学既充实了窦氏的道德修养，也塑造了其医德，在医疗活动中“人无贫富贵贱视之如一，针石所加、医药所施，病辄痊安，而未尝有一毫责报之心”。

       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和诚意正心既是朱熹的进言之旨，也是窦汉卿遵循的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朱熹于宋淳熙十五年上京入对大讲“正心诚意”，上万字奏章《戊申封事》主张正心。窦汉卿首次被忽必烈召见“问以治道，公首以三纲五常为对”，后曾进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可见窦氏的经世济用之学受到朱熹理学影响较大。窦氏敢于直言进谏，曾说“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曰可，臣亦以为可，君曰否，臣亦以为否，非善政也”，忽必烈也能纳而行之，猎者失鹘之事即是实证。故窦氏逝后，忽必烈感叹“朕往者有问于窦默，其应如响，盖心口不相违，故不思而得”，这也是窦氏对儒家理学中“诚”“敬”二字的现实践履。

4  窦汉卿理学与针灸理论关系

       窦汉卿对儒家理学的学习和践行自幼而起贯穿一生，由伊洛程张义理之学到朱熹理学，由讲习理学到教授经术，由民间儒者到治国言臣、翰林侍讲学士，由昭文馆大学士到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均体现出窦氏对儒家理学的认知体行，而这种认知体行也体现在窦汉卿的针灸文本与理论之中。

     《针经指南》有很多来自内难铜人的内容[1]，是窦氏对针灸经典的直接继承，同时也有他的分析见解。如“针经直说”中“得后大便是也与气下气是也”，窦氏评论“若拟得与下气注解为说文理，反害经意，不可宗则。王冰之解《素问》，后之明者多有议论取舍，岂止此一云焉”，表达了对刘完素注文的不同意见，可看出窦氏注重探寻经文之“理”，他看过多家议论王冰解《素问》之言，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对“经意”有他自己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刘完素一家之言。这种尊经不泥于经、兼收并蓄的治学思维和态度，应是受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继承、注释与解读方式的影响。换言之，程朱理学为窦汉卿解读针灸经典提供了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思辨模式。

       程朱理学对孔孟儒学的发展之一，是在以往的辞章考据训诂基础上更注重精研义理之学，注重高深学问的简明实用。窦汉卿对针灸义理的追求，在“气血问答”的探讨中体现的最为集中而明显，这从“脉之理”“特未契理”“经之理”“荣卫之理”等追问义理的语言表述上即可看出，尤其“此说极有气味”一语颇有二程之风。窦汉卿将针灸经典的主要理论化繁为简成为两首歌赋，使经典内容简单易记而又实用，正是理学这一发展在医学中的体现。如《针经标幽赋》“春夏瘦而刺浅，秋冬肥而刺深”二句，即是对《素问·刺要论》《难经·七十难、七十四难》《流注指微针赋》相关治则刺法内容的概括与指要；“目无外视，手如握虎，心无内慕，如待贵人”，即是《素问·宝命全形论》“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和《离合真邪论》“如待所贵，不知日暮”等医者手部操作和精神活动的简化论述，且朗朗上口而易于诵记。程朱理学中理一分殊、理有偏全命题的提出和探讨，有助于窦汉卿认识到内难等经典理论的不全面性，从而对经穴和经外奇穴均进行系统整理，以补充经典理论之不足。

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穷理力行，由感性觉知到理性认识，由此将义理之学在治学和行为实践中一以贯之。窦汉卿依据经典所述“气至”概念，将其临床经验中的感性体验，用恰当的言辞与比喻将其描述出来，即“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气之至也，若鱼吞钩饵之浮沉；气未至也，似闲处幽堂之深邃”，正是窦氏感性觉知与理性思考综合运用的体现，成为现代针灸人耳熟能详的名句。窦汉卿对腧穴、针刺手法的文献梳理和细致考辨，不仅体现在《窦太师针经》和“真言补泻手法”文本中，还贯穿其所有针灸文本中，这种腧穴、刺灸法、配穴处方的统一性、一贯性，是以窦氏临床经验和针灸理论作为深厚基础的。他如此体认、如此运用，这也是格物致知、穷理力行的体用功夫在窦氏医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践履体现。正如元代王恽所言，“医之为学，古圣贤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轩岐以来，《难》《素》《灵枢》等书数千万言，自非以医为己任者，孰克而究之？”（《卫生宝鉴序》）可见，窦汉卿以针灸医学为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之一道，故可在针灸实践与理论中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与高度。

5 讨论

       对窦汉卿生平、其针灸理论和文化背景的探寻，使我们看到了其中的相关性，即：窦汉卿因其善良聪敏的天性，先学儒家理学拒为官吏，后学针灸；程朱理学充实丰富了窦汉卿的人格、道德与医德，也促进其针灸实践的提高和针灸理论的发展；针灸实践及理论既是窦汉卿聪敏天性的外在体现，也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穷理力行、简明实用等为学方法及精神追求的具体化实现。见图2。

       通过此研究，我们认识到程朱理学在窦汉卿针灸理论形成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宋代兴起的理学对金元中医学的影响，元代傅若金在其《赠儒医严存性序》中就曾指出过，“儒者通六籍之义，明万物之故，其于百家之言，弗事则已，事之必探其本始，索其蕴奥，极其变故，弗异夫庸众弗止焉”(《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傅与砺诗文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对儒学与医学二者进一步做了因果关联。

       今人对理学与金元四大家的关系亦进行过诸多探讨，如王民生[12]对李东垣的哲学思想——程朱理学和其医学理论进行过分析。袁立道[13]认为，中医学发展中有两次重要的哲学思潮大规模地进入医学领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另一次是宋明理学对中医学的渗透。孟庆云[14]指出，宋明理学为中医学理论发展提供新概念和理论要素，促进了宋以后医学理论的发展。尚力[15]认为，金元时期在医学研究从以经注疏向学理化的理论构筑转型过程中，受理学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事实，理学中的许多观念、哲学概念作为思想元素直接渗透于金元四大家的创新医学理论之中。谭春雨[16]提出，宋明理学的学术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对中医学理论思想及其临床实践的演化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可见，儒家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已得到很多学者的研究，且大多集中在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中医学上，对于针灸学的影响尚缺少相应的关注。

      本文对窦汉卿针灸理论与理学关系的探讨，一方面是为了回答我开篇提出的疑问，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尝试回答我自己在针灸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中所面对的问题：我，应如何解读和继承针灸经典？我，应如何分辨针灸经典中，哪些是从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可指导临床的理论部分，哪些是脱离实践无法指导临床的部分？如何结合现代医学认识针灸经典理论？如何发现针灸经典理论中蕴含的生命、疾病和治疗规律，从中剥离出其蕴含的科学命题？

黄龙祥老师指出，欲解读中医经典、超越古人，首先要经过古人——不可能绕过，理解有不同的层次，要发掘其本来意义，只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有同情之心——以古人之心为心，才能理解中医经典，才能将之正确应用于临床。对于窦汉卿的针灸理论研究来说，研究学习其主要的文化背景——程朱理学，是以古人之心为心的重要一环，补上这一环，对理解窦氏针灸理论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程朱理学不仅对窦汉卿的人性、道德修养与政治才能进行充实、丰富与提高，也对他的医德、医术和针灸医学理论进行了塑造与锤炼。

        医学是以某种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知识与技术的综合体系[17]。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哲学就是对调查和研究、观察和推理有无穷的爱好，而且彼此分开就不能进步[3]2。儒家理学的格物致知、穷理力行、理一分殊、理有偏全等命题，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医学哲学。陈来先生[18]指出，理学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其对宇宙、人心、体验、实践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化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辨析分疏，因此理学既是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体验，当然也是通向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继承、发展和体用，其系统的为学之法、治学之方和细致的哲学思辨，为窦汉卿解读针灸经典、总结师传经验并形成其针灸理论体系，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哲学思想指导和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的范本。

        依此来看，将窦汉卿生平、其针灸理论和他的文化背景共同研究，有助于揭示窦汉卿针灸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程朱理学。本文所述尚是笔者目前粗浅的体会，对于程朱理学及窦汉卿针灸理论，尚需在今后的日常生活及临床实践中细细研磨体认，以备具古人之心。此外，窦汉卿的文化背景虽以儒家理学为主，但不止于此。窦氏与道家人物亦有所交往，而在窦汉卿的师传上也确有丘长生之传等问题需要查证真伪，故道家文化对窦汉卿的影响亦有必要进行探讨分析。

参考文献

[1] 李宝金.窦汉卿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源流考辨[D].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07.

[2] 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0-59,648-671,713-717, 806-812.

[3] [意大利]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医学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前言1,序5,2.

[4]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500.

[5] 吴国盛.反思科学讲演录[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29,140.

[6]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

[7] 李宝金,李桃花,刘清国.窦汉卿传人再考[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1(4):85-86.

[8] 赵京生.八脉交会穴概念术语考[J].中国针灸,2012,32(8):747-751.

[9] 赵京生.八脉交会穴理论分析[J].中国针灸,2016,36(3):319-322.

[10] 黄龙祥.元代珍稀针灸三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11.

[11] 陈高华.论窦默[J].中国史研究,1995,2:116-125.

[12] 王民生.论李杲的哲学思想[J].河北中医,1987年东垣专辑:6-8.

[13] 袁立道.理学源流与中医学[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2,12(4):13-14.

[14] 孟庆云.宋明理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J].中华医史杂志,2002(3):131-134． 

[15] 尚力.理学动静观对金元医家的学术影响[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9,43(1):66-67.

[16] 谭春雨.宋明理学对金元明清医学发展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12):1381-1382,1393.

[17] 刘佳.外部因素对宋金元时代中西医学影响比较[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9,28(6):1-4.

[18] 陈来.宋明理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1.